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张振伟博士在最近一次研讨会上分享了本篇内容，主要有两个话题组成，其一是人群跟茶叶的关系，其二是普洱茶市场化中的周期与兴替。

首先是西双版纳普洱茶区的人群与关系。从人群来看，与这一地区的普洱茶及其历史发生关联的主要汉族、傣族、布朗族、苗族、哈尼族、拉祜族祜等。从现在的西双版纳一直到中南半岛中北部这片区域，大约在12-14世纪相继诞生了几个比较有影响的地方政权。首先是景洪的勐泐政权，再到兰那-清迈政权、南掌政权。西双版纳从元开始进入中央版图，以中央王朝视野来看，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十二版纳中的六个版纳进入思茅府的管辖范围内，江外六版纳仍处于政府不太能涉及到的地方。但对于当地傣族人而言，十二版纳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地方王国，处于中缅两个更大国家的中间地带，同时受中缅两国影响。西双版纳傣族的地方史籍《泐史》中，对大部分历史时期的记载相对简略，但是到二十一世刀应勐时期，有大概四、五千字的篇幅去记载刀应勐迎娶缅甸公主，以及天朝和缅甸如何处理这一事件，继而形成了对于西双版纳政权非常重要并产生长时期影响的的政治秩序概念——天朝为父、缅朝为母。

西双版纳傣族的地方政权及其政治结构特征，塑造了不同人群的族际关系及其在普洱茶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从整体看，西双版纳的地方政权由一个个具有较高政治独立性的“勐”组合起来的。地方政权及各勐的首领均为傣族，居住在坝区的傣族平民构成直接统治的对象，而卡西双火圈”是召片领和召勐间接统治山地民族的政治组织。在这一地方政治体系中，傣族具有明显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山地民族被视为野蛮、落后的群体，普洱茶在这一政治体系中只是一种不太重要的农作物。

普洱茶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力量，对西双版纳地区的人群和关系产生影响，是普洱茶产业数百年发展历史，尤其是晚近20年发生一系列重要变革的结果。从历史来看，明清两代，西双版纳进入到中央王朝版图，茶叶产业的发展一开始在江内。澜沧江作为天然的地理区隔也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中央王朝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的界限。清末以前，普洱茶商大都在澜沧江以内，清末民国逐渐拓展到江外六版纳。传统的六大茶山，都在江内地区。民国时期，开始出现江外或江西六大茶山的概念，所谓江外或江西六大茶山，排在靠前位置的是勐海、勐遮等傣族集中分布的坝区。到了现在，江外的勐海县已成为普洱茶最重要的原料集散地和市场。勐海的主要茶叶原料来源，有布朗山、勐宋、勐海、勐满等等。也即是说，伴随历史进程的，从地理区位来看，普洱茶产业的的发展，存在一个江内到江外的逐渐卷入历程。从人群来看，除汉族始终扮演商人角色掌握商贸网络外，居住在坝区的傣族和山上的苗族、布朗族、哈尼族、拉祜族等，都只能承担茶农的角色，伴随地域的卷入，无差别地被卷入到普洱茶的产业进程中。

奠定现代普洱茶市场基础的紧茶、七子饼等技艺，从民国时期开始创立以来，至今没有发生工艺上的根本性转型。而构成普洱茶市场和价值重要基础的，是西双版纳普洱茶产区独特的茶树种类与种植生长环境。与大众所熟悉的长久人工培植的台地型茶叶种植及加工方式不同，普洱茶树的种植与生产，相对而言比较“粗放”，茶树与其他杂木杂草共同生长，缺少矮化、施肥等技术及人工干预。但是，从民国时期开始，有志于从事边疆建设的政府管理人员和学者，就一直倡导改革普洱茶传统的粗放种植方法，试图以种植技术改良、加工工艺改良，产品分级加工等措施，提升普洱茶的产量和价值。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尽管普洱茶的加工和贸易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但如何扩大普洱茶种植面积，提升产量，仍是政府、茶企和茶农最为关心的问题。在近半个多世纪的茶叶种植和加工工艺改良浪潮中，居住在坝区，历史上承担傣族土司直接统治，晚近以来受政府一系列政策推广效果影响更深的傣族，在茶叶种植方式改良中所投入的时间和经历尤其多。尤其是居住在勐海、勐遮坝区的傣族。不少茶农按照政府建议，将以前粗放种植的茶树改良为矮化高产的茶树。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普洱茶市场迅速扩大，围绕普洱茶的独特品味，市场构建了一整套关于普洱茶的健康、增值、民族文化等复合话语与标签，引领普洱茶市场真正从一种区域性商品成为国内茶叶市场的重要力量。学界围绕这一话题已进行诸多讨论，此处不再重复。但是，在普洱茶近20年的一系列发展与变革中，可以看出普洱茶市场的发挥，背后是技艺与品质的多向叠加。不同的普洱茶产品，代表的是选择差异化的技艺与品质叠加方向。这其中，茶叶产品的发展，并不是单向的提升，有时是技艺与品质的回流。资本在普洱茶市场中寻找突破方向时，与茶叶的技艺和品质并不是耦合关系。

普洱茶近20年的发展与重构，深刻影响了卷入其中的人群及其关系。历史上，居住在坝区的傣族和山区的苗族、布朗族、哈尼族、拉祜族等等少数民族，长时期作为茶叶原料的提供者。但在近20年的茶叶市场复兴中，少数民族茶农不再满足仅仅提供原料，而转型为茶商或茶农商一体。更重要的是，2009年后，随着老茶树概念及产品的兴起，诸如南糯布朗、勐宋等茶山上的古树茶，与坝区的茶叶在价格上拉开了成百上千、乃至上完倍的差距。价值最低的勐遮、景真坝区傣族茶农种植的茶叶，春茶鲜叶价格在2008至今长期在1-2元每千克徘徊，相距不远的南糯山上哈尼族、布朗山上哈尼族、布朗族，勐宋山上拉祜族茶农的茶叶，2018年以后春茶鲜叶价格，普遍在300元每千克以上，最为昂贵的老班章，古树春茶鲜叶价格在3000元以上。居住在坝区，更为贴近近代以来一系列茶叶种植方式改良的傣族茶农，能保留下来的古树茶寥寥无几。那些远离统治中心，被贴上落后、懒惰标签的居住在山上的少数民族，反而保留了大量的古树茶。因此，在晚近以来普洱茶市场复兴带来的巨大利益中，居住在山区的民族得到了更多红利。

从长时段来看，居住在西双版纳地区的诸多民族，在数百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维持的相对稳定的坝区与山区，统治与被统治，优势与劣势、富裕与贫穷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结构与标签，在近20年的普洱茶市场复兴中被打破。在普洱茶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从江内到江外、从坝区到山区的层第卷入，居住在江外山区的少数民族，是卷入时间较晚，程度较浅的群体。但在晚近以来的普洱茶市场红利分配过程中，却成为分配较多的群体。传统上占据各方面优势的居住在坝区的傣族，并没有错过近现代政治经济转型乃至普洱茶市场发展过程中所有应该做的工作，但却逐步被普洱茶市场抛弃。

最后，张振伟博士总结到，西双版纳普洱茶市场及相关人群的数百年历史，对我们从事一些相关话题讨论能提供一些启示，如物的长时段价值的流转及其逻辑，又如另外在讨论民族关系时，除了文化属性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是值得进行讨论的。